《侨报》专访尼克松破冰之旅首席翻译傅立民

卡特（中）向邓小平介绍傅立民（右）

　傅立民（二排右4）参加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合影。

侨报记者余东晖（左）与傅立民合影。

　　【侨报记者余东晖报道】1972年2月21日，上海虹桥机场，28岁的美国外交官Chas W.Freeman作为尼克松历史性“破冰之旅”的美方首席翻译，首次踏上那块神秘的东方土地。此后36年，他当过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处长、驻华大使馆公使、助理国防部长，亲身参与美中关系正常化，见证美中关系的起起落落。他的中文名字广为人知：傅立民。

　　美中建交30周年前夕，傅立民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不断强调：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美中决不应成为敌人。

　　中国的沉闷与隔绝令人震惊

　　没有小摊，没有餐馆，没有热闹，周遭的颜色单调乏味；“文革”将中国与世隔绝，成为非黑即白的世界，没有颜色，没有生活，没有隐私。

　　虽然去中国之前，傅立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而且在台湾学习中文时就研究样板戏，每天看《人民日报》，但1972年第一次中国之行看到的沉闷与隔绝，还是令他感到有些震惊。

　　熟悉中国历史的傅立民说，其实中国人对外界很好奇，喜欢热闹，喜欢小吃，但那时没有这些，除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语录，没有什么可读的；没有小摊，没有餐馆，没有热闹，周遭的颜色单调乏味；“文革”将中国与世隔绝，成为非黑即白的世界，没有颜色，没有生活，没有隐私。

　　傅立民记得，美国代表团在故宫参观时，周围的游客其实全是便衣警察；在杭州，傅立民到百货商店买样板戏唱片，商店里有不少人，居然全都静悄悄地看着他，只听见布鞋与地板摩擦的声音，显然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没有人民币，于是径直向旁边的一个人借钱。他知道，那也是便衣。

　　参观过五七干校的傅立民感叹：“那真是浪费人才呵！”

　　1973年，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先遣队成员，傅立民在北京饭店住了三个月。有一天他到北京的一个胡同里遛达，马上就有“奶奶警察”（戴着红袖箍维持治安的退休老太太）上来盘问。

　　他说：“当时的中国就是那样，非常单调，非常紧张，控制得很严。”

　　中美建交的英雄因“亲华”丢官

　　1980年代，在美国国务院，黑格、傅立民、洛普等人被视为“亲华派”，但最后“亲台派”占上风，黑格挂冠而去，傅立民没能获任驻华大使，原中国处处长洛普更是直接因此结束了外交官生涯，在华盛顿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傅立民说：“我觉得他是英雄。”

　　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傅立民分管过中东、非洲、美洲事务，但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亲身参与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并见证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

　　傅立民参与了美中三个里程碑式的联合公报的起草，尤其是“817公报”，可以说是在傅立民的北京外交寓所里酝酿成形的。

　　70年代后期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处长期间，傅立民提出美中关系应设定5年发展目标，并在大框架下制定具体的内容，参与了36个谅解备忘录和协议的谈判；80年代初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副馆长），傅立民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也直接推动着美中关系的发展。

　　90年代初任助理国防部长期间，傅立民劝说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11月重建美中防务对话，他本人也因此获得公共服务最高奖章。

　　傅立民认为自己是美国政府官员中最早意识到中国变化的，尤其是任驻华公使期间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许多分析报告，帮助美国政府认识中国的变化。

　　他不停地告诉抱着冷战思维的人：“中国的变化比你们理解的要大。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1980年代，在美国国务院，黑格、傅立民、洛普等人被视为“亲华派”。他们极力主张加强美中关系，着手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与政府中的“亲台派”发生过尖锐冲突，但最后“亲台派”占上风，黑格挂冠而去，傅立民没能获任驻华大使，原中国处处长洛普更是直接因此结束了外交官生涯，在华盛顿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傅立民说：“我觉得他是英雄。”

　　傅立民至今不为当时的主张感到后悔，遗憾的是“对台军售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放在一边，还是美中关系中很大的负担”。

　　记者问及他对解决对台军售问题有什么建议？傅立民摇头：“没有。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办法，有利有弊。”

　　有人问傅立民最享受职业生涯中的哪些成就？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美中关系”。“因为美中之间有快乐的事情，与中东和非洲事务不一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复兴的国家，向前走的国家。”傅立民说。

　　关键词：邓小平

　　邓小平是天才 能把复杂问题变简单

　　当时基辛格认为邓小平是个“粗鲁、率直、强硬”的人，但傅立民说：邓小平确实强硬，但并不粗鲁，而是很有才能，能把复杂问题变简单，是一个天才。

　　傅立民与除毛泽东之外的其他中共高级领导都有过接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第一次见邓小平是1974年他参加联合国大会。当时邓小平在纽约想给家人买礼物，可身上总共只有10美元，于是傅立民借钱给邓小平。

　　当时基辛格认为邓小平是个“粗鲁、率直、强硬”的人，但傅立民说：邓小平确实强硬，但并不粗鲁，而是很有才能，能把复杂问题变简单，是一个天才。

　　1979年1月，傅立民参加了邓小平访美的接待，有个趣闻令他印象深刻：当时美国国会立法要求苏联允许其公民自由移民，有人主张该法也应适用于中国。

　　当卡特提起此事时，邓小平开玩笑地反问：“没问题，您想要多少中国人？1千万？”

　　后来傅立民在华工作期间见过邓小平很多次。他说：“当邓小平把中国带向改革开放时，他知道需要一个外国伙伴，并把美国当作伙伴，两个策略一起推动，一个内在，一个外在，两者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邓小平把中国带向正确的方向”。

　　傅立民说：“邓小平是一个矮小的人，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看看30年来美中关系的变化，看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这绝对令人惊叹、令人惊叹！”

　　关键词：中美必有一战？

　　若非中方领导有方 中美或已开战

　　“美中之间有过许多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领导有方，也许中美之间已爆发战争。”

　　傅立民对其他中国领导人评价也颇高。他认为，中国人很幸运，拥有很自信的领导人，懂得经济，每个人有不同风格，但很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国力；中国领导人非常理性，懂得如何控制危机。

　　他说：“美中之间有过许多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领导有方，也许中美之间已爆发战争。”

　　傅立民不同意“中美必有一战”的说法。他指出，中美之间会爆发直接冲突的只有台湾问题，而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台北和北京；从上海公报开始，美国就强调台湾问题要由两岸来解决，希望要用和平的方法。他说：“从目前的进展看，我表示乐观。美中两国联系如此紧密，如果因为台湾问题发生战争，对世界将是个巨大的灾难。”

　　傅立民认为，有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忧，是一种没有对手、缺乏敌人的焦虑感。他说：“中国不会成为敌人，与过去的苏联、德国、日本不同，它没有对外扩张的野心”；“如果用过去的敌人作为对付中国的样榜，那是完全错误的”。

　　展望未来，傅立民指出，美中是有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美国应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现在问题是一些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太过专业化，只顾及其自己的领域，就像盲人摸象，缺少全局的观念。

　　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后的第二天，傅立民又要去中国。每次去北京，傅立民总喜欢看机场里熙熙攘攘的景象。

　　他说：“我喜欢热闹，我喜欢生机勃勃的中国，每次去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关键词：中国之变

　　像黑白片突然有了色彩

　　谈到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不太好，傅立民说：“那就是为什么当中国1978年开始变化时，我会那么激动，就像是一部电影，突然间变得有了彩色，有了生活，有了热闹。”

　　1979年的一天，正在中国访问的傅立民到天安门广场散步，看见路边一个卖面条的小摊，就问摊主是什么单位的，他回答：“什么单位都不是，我是个体户。”以前从没听说“个体户”这个词的傅立民意识到：中国的变化开始了。

　　当然，变化带来的不全是正面的东西。比如1980年代初期，北京人家经常不需要锁门，但到了80年代末期，大家不得不把门锁得严严实实。傅立民坚持认为，这是社会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奶奶警察”不见了，犯罪更容易了。

　　傅立民说：“1972年我第一次抵达虹桥机场时，没什么飞机，却有鸟鸣。你想想，机场居然能听见鸟叫。而今天，看看北京奥运会，那真是天壤之别呀。”

　　傅立民自比过来人，他说：“我的看法可能更像一个中国老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中国的变化有多么惊人”；“我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充满乐观的期待。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动乱不断，直到70年代末，中国终于获得30年的持续发展，一味抱怨是没道理的”。

　　现在傅立民经营一家咨询公司，帮助中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协助阿拉伯公司与中国合作，每年都要去中国几次。

　　他说：“中国的动力很强，变化太快，不经常去就不了解。只要是对中国有好感、有兴趣，觉得中国有希望，就会经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