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饶毅:"顶级海归"的三十年中美记忆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为侨报题词：“择中西之精华，创世界之新貌”。（侨报记者张扬摄）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接受侨报记者独家专访，图为侨报记者与饶毅的合影。

　　【侨报网讯】他是1980年代中国大陆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新政策之际首批自费留学生之一。他亦是放弃美国著名大学终身教职而毅然回国执教的“顶级海归”之一。

　　在当留学生时，他被美国教授看作是不带有刻板印象的中国学生；而他成为教授后，教给学生的是知识、信任、责任、坦坦荡荡做人的道理。

　　2007年，他放弃美国西北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的海归在海内外掀起巨大反响，他直言，“在美国22年，也该给自己的国家回馈些什么了”。

　　他就是饶毅。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这位中美关系的见证者在北京接受了侨报记者独家专访，并为侨报读者题词：“择中西之精华，创世界之新貌”。

　　“我那个年代出去的留学生……”

　　对饶毅的专访，首先围绕30年前说起。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做出有关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翻开新的一页。

　　就在此时，17岁的饶毅在江西念大学时光，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中美建交这扇大门的开启会影响自己这么深，他说，“在阅读国外论文时发现，我感到中国的学术研究远远落后西方。我父亲1980年代初期出国，也影响了我日后到国外长长见识。”

　　1984年，在上海读研的他等到了中央出台关于“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自费留学新政策，砍掉了以前的层层审批。这也为1985年他的美国之行打开了通道。

　　同年9月，饶毅来到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开始了长达22年的美国留学、工作生涯。

　　“我那个年代出去的留学生，不少崇拜美国，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代表民主、自由、未来与进步。”

　　饶毅说，尽管时过境迁，有些人已经能客观看美国和中国的优缺点，但迄今那批人中仍有一些看不清现实，看不到美国的问题和局限、而终身对中国看不惯，不管中国的对与错，都会挑出毛病，可能还是民族自卑心。

　　饶毅说，“那个年代崇洋媚外并不罕见，但随着对美国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发现中国、中国的文化、道德体系中，有优于西方的传统，而美国和西方也有一些弊病，有些，比如宗教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我认为是根本的弊病。也许，中国在下一百年超过美国，原因就在没有宗教。”

“无法忘却正在积极进取的祖国”

　　“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第一年的印象占据着整个回忆的一大半，没办法忘记”，饶毅回忆说，初到美国时，美国的一切都让他非常惊讶，看天看地都和中国不一样，而最让他幸福的是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这在中国时，想都不敢想。

　　饶毅很幸运，第一份兼职助研工作是在系主任的实验室工作。他的活泼、勤奋，让这位系主任改变了对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而他的直爽，有时也会让教授不高兴，但不管怎样，在教授眼里，中国学生并不是千篇一律地呆板、服从。

　　“在当时，学校经常有全世界顶尖科学家来作学术报告，可以轻易吸收到养分。，而在当时在江西，很少能看到一位外国教授来作演讲，即使有，都要挤破头，才能搞到一张票。在上海，演讲稍多，但是也不到每周一次。我在上海时，差不多听了每一场生物学相关的国外科学家报告。而在美国，每周可以多次听，而且内容广泛”，饶毅说，可以想见，那时中美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多大。

　　但是，在内心，饶毅却越发思念那个落后却又不断积极进取的祖国。饶毅对此颇为感慨，“那时候，我不愿太多向外国人说起中国，总觉得中国与美国差距很大，想为中国挣面子，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不希望外国人知道。不像现在，中国学生可以自豪地向外国人介绍中国”。

　　1990年代中期，饶毅完成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博士后，开始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留学9年后，从助理教授到终身教授，从圣路易斯到芝加哥，在美国教书育人13年。

　“为什么不能为自己国家做些什么？”

　　“我思考多年后得出一个对我很重要结论，归属感对我很重要：我属于中国。在美国开始做助理教授不久，我先相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不能退休以后回国享清福，需要回国先做事，然后才能过国内的退休生活？”说起他的海归，饶毅一边说，一边淡淡地笑着。

　　1995年开始，饶毅陆续跟中国有学术往来，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协助推动体制改革、建立研究机构、教学、做研究，并带博士生。在此期间，《细胞》杂志刊登了他和他在中科院神经所的三位学生一篇有关神经细胞极性原理的论文，这也是25年来中国的研究工作首次在《细胞》发表。“为了这篇文章，我们之间发了1000多次E-mail”，他说。

　　这十余年的中美学术交流，奠定着饶毅后来海归的基础。

　　不过，在饶毅2007年正式海归，并出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时，在海内外还是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认为，一个发表文章探讨科研的学者如何搞管理，如何率领一个庞大的团队。更有人问，饶毅海归的居心何在？

　　饶毅说，“尽管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我全时回国，说国内人际关系复杂，科研环境不好。但许多事情只要有足够时间就能解决。过去十多年我们在国内做事期间，遇到过的挫折其实比别人想象的要多、要严重。”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中科院撤消生理研究所，有人给国务院和中科院领导报告说，蒲慕明、吴建屏、鲁白、梅林、饶毅、等组建神经所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学生差点上街游行，还有人破口大骂。

　　饶毅感叹，“在满腔热血被浇过凉水之后，当时很难过。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发现直接接触过你的人、和你共事过的人，最终了解你。有些人误解了，以后也能在事实明确后，和我们工作和相处。这十多年后经常会有人来找我们做事，这是知道实情者对我们的肯定。”

　　他还说，“2007年我回国后，在西北大学的系主任非常希望我回去，这段内疚也一直寄存在心理，因为我在美国时，他对我非常支持。”

　　“我对西方文化、历史了解不少，甚至可以给美国教授讲美国历史的故事，但归属感是比文化和社交更基本的问题。归属对于后代也很重要，所以我将9岁半的儿子带回国，在北大附小读书，让他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饶毅说。

　“中美带给彼此科学上的促进”

　　做了一年多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饶毅仍没有学会像一些官员那样包装自己，他也没有一张印有头衔的名片，按他的话说，“知道的不用介绍，不知道的介绍也没用”，以前因为他看过有些人名片上的头衔多得惊人，而他受不了这样的风气，所以从来没有制过名片。

　　饶毅现在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研究与学院管理的“两条腿走路”。在学院管理工作中，外界已经感到了他进行的教育改革带来的影响，首先收益的是学生。他认定一个道理——没有新的思维与理念，如何带来创新？

　　回顾中美之间走过的30年，饶毅感言，“中美建交对彼此有很多影响。中国的道路还很长，需要更多的人为之付出，努力。而美国和西方也许应该研究中国传统对西方有什么教益。这是西方迄今没有深刻思考的问题。”

（编辑：栾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