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拍我想拍的片子

　　记者：李安导演让很多人都佩服的一点就是“精准把握故事”，无论是当年的华语片《喜宴》、《饮食男女》，还是英文片《理智与情感》、《断背山》。我在试映中发现，并没有音乐和舞台的表演，您在导演这部新片时，是如何拿捏的？

　　李安：Woodstock已经成为了一个Icon(标志)，本身已经很有抽象性，影响了很多人，拍摄起来也很有挑战性。像《理智与情感》，现代人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拍出来还可以各说各话。但是Woodstock如果拍出来不像，会激起公愤。我是有一点心理压力，但我毕竟拍了这么多片子，也蛮到位的。一些东西，给我几个月的时间，循序渐进，我大概就能上手，像不像三分样，不会差到很远。不过，我在戛纳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现象，很多美国人一听到Woodstock，就会想到音乐，想到舞台，唱歌的人，这种现在只在美国以外的人中不太明显。对我来说，Woodstock的影响中，最不重要的就是音乐会舞台。所有人都去了音乐会，没有什么坏现象发生，这是最宝贵的经验。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在40年来，不断扩散到全世界，并不断被浪漫化，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才是Woodstock。如何捕捉？我幸运地碰到这个小说，从旁边的一个小事件，一个家庭看变化，从男主角的变化呼应到整个一代人，美国年轻一代离开了过去的美国，世界随之而变。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些政治、人权、自然环境的热门话题，都是在那时候播了种子，从那个时代开始讨论一些严肃，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像这些东西都超过那个舞台。

　　拍片全力以赴 《色戒》伤元气

　　记者：如果将您拍过的影片进行一个排序，这部《Taking Woodstock》会排在什么位置？

　　李安：我不会排列，虽然看起来轻松，但是不等于容易，我拍摄每一步片子都全力以赴，不会掉以轻心。可能我当时关切和想做的东西不一样，可我都是尽力而为，所以这样拍完后，不管是像《色戒》那么沉重的悲剧，还是《Taking Woodstock》这么欢愉的喜剧。虽然比起来，《色戒》的拍摄和宣传很伤元气，这部新片很养人，但我都是百分之百投入，这都是发展的痕迹，所以我不会比较排列。

　　新片有裸体镜头 没期望进大陆

　　记者：在选择新片时，您如何定位，是以国际市场为主，还是兼顾大陆和港台市场?

　　李安：拍我想拍的东西，我拍电影的时候都是做我最有兴致的事情，如同在做实验，能够做实验的导演并不多，我其实蛮幸运的。像我有这种资源包括财源，能够做一些我想做的东西，我觉得本身已经很幸福了。

　　记者：这部电影是否有机会在大陆公映？您预期观众的接受程度怎样？

　　李安 :(笑，摇头)大概没有办法，60年代是个很淘气的年代，片中有一些同性恋和裸体的镜头，还有用迷幻药，我没有期待它会在大陆公演。不过我想大家总是有机会看到，60年代大陆跟这边的气氛很不一样，可能他们不会有这样一个回忆和体会，我倒是很期待知道他们看过以后的感觉怎样？

　　京味太重 冯氏喜剧片难过长江

　　记者：可以透露您下一部影片的拍摄计划吗？

　　李安：我正在写一个剧本，根据加拿大的一部小说《Life of Pi》(派的生活)改编，讲述一个印度小孩和老虎在船上漂流的故事，还不晓得是否能够开拍，我还在弄剧本的阶段。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被称为“华人之光”，这种荣誉的背后除了在国际上屡获大奖，还有全球化的市场推广和高票房的保证。其实很多华人导演的片子也在一些重量级的电影节上获奖，但在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就难以和您匹敌了，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李安：我觉得电影市场正常化是很重要的，有大众电影，大众人适合拍，大众人会去看的东西，这一定要存在，一个电影工业跟市场能够要健全发展。在这里面，少数人拍艺术片，大家各自找各自的路。有的电影适合国际发展，有点电影比较有区域性的趣味，比如说喜剧很难走出去。像葛优他们演的，冯小刚的片子，很典型的，北京人笑翻天，不要说美国了，港台可能都很难走出去。可能上海以南，长江以南都很难过去，这都很有可能。这些片子有区域性，可是它绝的就是那个地方，每个人要找自己的路子。我觉得拍电影最重要的是要真诚，然后你慢慢地会找到观众。如果你适合拍局部性的东西，或者国内市场，或者国内某一部分市场，那你就要努力往这方面努力。如果你的手法和思路方面比较国际化，如果你拍的是艺术电影，你一定会走到国际化上面。国际上面有相同品味的人结合起来，这是你的市场。

（编辑：孙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