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坛的“漳州群像”：宗亲政治两单说

 

　　乡亲眼中的“两面人”

　　物有多面，人亦然。台湾政要，不论蓝绿，其返乡谒祖之时，他们在祖宗面前宗亲面前，展现和流露的，更多的是人性的一面，此时，他们都会把政治暂放一边，给乡亲留下敬祖爱祖的良好印象。也正因如此，宗亲们对于“自家人”在政治方面的所作所为，持一种理解和体谅的态度。

　　就像“秀莲姑”的表现，族长吕赞春就认为她没忘祖，并说她是祖留心中，至于她在岛内的言辞，那是“宗亲归宗亲，政治归政治”。“不这样，她当得了官吗？”吕赞春反问本刊记者。

　　对于吕秀莲的评价，吕赞春并不掩饰什么，称她性格直爽，什么话都敢讲，不埋在心里，不像陈水扁那么狡猾阴险。他甚至告知本刊记者，2005年吕秀莲连任“副总统”时，他就写了副对联送她，“秀水龙潭蛟过海，莲花宝岛凤棲台”，横批是“巾帼英雄”，还花600多元请当地的国家级书法家陈东河书法并装裱，但当时他不敢公开，因那时秀莲姑叫嚷台独很厉害，怕说是歌颂她，即把此事告知吕传胜，由他传话给吕秀莲。“秀莲姑听后，甚是高兴，还邀请我去台湾呢。”吕赞春的话语间，亲情自然流露。

　　几天来一直陪同本刊记者采访的漳州市委通联站副站长吕峰鹏也说，“吕秀莲给族里族亲的感觉还是很亲的，她和我爷爷同辈，大家都看得出，她热爱自己的家乡，而村里出了这么一个台湾政要，宗亲们都感荣耀。当然，我们也坚决反对她的台独言行。”

　　与吕赞春的态度一样，游锡堃祖地宗亲同样是站在乡亲角度看待游氏。就在2006年台北市议员李庆元派员秘访游家老厝之时，惊讶发现其宗亲们非常珍惜游锡堃在台湾的政治成就，更对于“游家人”能够位居“行政院长”而感骄傲。当秘访者拍摄游氏家庙时，宗亲之间还热烈讨论这项访问是否与“倒扁事件”有关，遂有宗亲以“倒扁事件会对游锡堃造成影响”为由，要求宗长不应该和访员多作交谈，甚至和访者发生了言语上的龃龉。

　　在秀篆镇担任统战委员的黄明德对本刊记者说，“其实，乡里人不会计较你是蓝是绿，成为政要名人，视其有出息有本事，他们回来，乡亲都会热情接待。”

　　不过，政治元素还是回避不了，返乡拜祖者(尤其是绿营的)还是言行谨慎。游锡堃的同辈游祥练就告知本刊记者说，游锡堃弟弟游锡贤第一次回来祭祖时，他就一声不吭成“哑巴”，临走时他对乡亲解释说，“我说多了，会连累人，共产党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我们也有我们的政治追求，但我还是要认我的祖宗。”

　　吕秀莲哥哥吕传胜返乡时也说同样的话，“我是回来祭祖的，不谈政治。”但他一回台湾，即把祭祖情形一五一十告知吕秀莲。有趣的是，吕传胜每次回乡谒祖，吕秀莲都官升一级，从县长、立法委员到“副总统”及其连任。

　　对此，同为吕秀莲乡亲的漳州东南花都公司副董事长陈连升对本刊记者说，“他们这么做，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在政治和宗亲面前，他们就是两面人，言不由衷。”

　　宗亲们对这些绿营政要为何如此“通情达理”？从他们的角度想来，“一家人政见可以不同，但祖先却是共同的。”

　　“人生有那么多政治吗？”

　　此话引自同是台湾深绿但非漳州籍政治人物、现为高雄市长的陈菊所说。今年5月23日，陈菊利用首访北京的机会，前往福田公墓“祭奠室”祭拜当年党外共同为台湾民主奋斗的挚友苏庆黎。当她轻抚苏的骨灰坛，深情怀念之时，神情肃穆，有感而发，说，“人除了政治，还有人性啊，人生真有那么多政治吗？”

　　但陈菊返回高雄两个多月后，即出面邀访达赖，现在又计划播映有关“疆独头目”热比娅的纪录片。搞完“藏独”搞“疆独”，其人生，真的就有“那么多的政治”。事实上，对同文同种的漳州籍蓝绿政要而言，政治相争贯穿了他们那么多的政治人生。

　　江丙坤与陈水扁两地祖地两县相邻，但是，江氏族亲族长江子永以他的“丙坤兄”为荣，称其为两岸交流做出贡献，而陈家祖地的族长，也就是陈水扁的“叔公”陈水滚认定阿扁是败类，责骂他搞台湾当贪官，是给祖先抹黑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像连战、江丙坤那样‘光宗耀祖’，为中华民族做点好事？”每有记者采访，陈水滚老人总是这么追问。

　　陈水滚的话或有所指。2006年4月19日，连战返乡马崎，锣鼓喧天，夹道欢迎，境内外媒体蜂拥而至。而这同时，同年5月13日，正巧陈水扁再派其堂兄秘访诏安，与连战认祖的大大方方、顺顺当当相比，陈水扁间接的“寻根之旅”只能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故此，身为族长的陈水滚当然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陈水扁早年就到过大陆了，但他却矢口否认。后来，有媒体注意到了他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留影，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是1991年7月23日至26日，陈水扁通过在大陆的台南同乡牵线，曾秘密访问北京。当时，他是“立法院国防委员”，想和大陆军方座谈。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在其《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的一段话，可以概括台湾绿营的政治操守。“人性的变化漫长而难以觉察，而政治环境的变化却如白驹过隙。环境中的象征符号能激起人的情感，诱发人的无意识。许多政客正是利用这一点，操纵选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比如族群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王若甫研究员认为，族群概念被提出时，它是描述一种文化和血缘团体、甚至祖先来源的差别，之后族群概念慢慢有了第二层定义，用来表达一种社会位置和地位，就是通常用族群去定义与别人的关系。

　　其实长期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在日常生活中，族群根本没有问题，只是到了选举，台湾蓝绿政治人物便以族裔来唤起族群的认同，借以巩固自己的票源。各族群也会基于政治或象征性的利益而支持“自己人”。因此，民主政治的出现，不但未减少族裔意识，反而有增加之势。族群动员、族群投票，基本上就是宗族意识的外显化。

　　2004年3月20日，陈水扁连任成功后，4月12日，他在台北接见澳裔美籍的哈佛大学教授谭若思时，从皮夹中掏出一纸条，上写“福建诏安二都白叶村”，以示他本人一向不忘本，虽是台湾之子，但承认自己的祖先在大陆。

　　对此，陈水滚还告知本刊记者，陈水扁有次在台湾的客家电视台接受采访时，故意从衣袖上掉出一块布条，上写“我是诏安二都人，我也是客家人”。那个时间点，他是在拉客家人的选票。

　　“都是政治的原因啊，要不然，怎么会一样水土两样人呢？人生就为了政治吗？”听陈水滚的话，让本刊记者有些诧异，长年居于深山里头祖屋之中的这位硬朗老人，表达的意思竟与现代政客——高雄市长陈菊相似。

　　的确，有时人性因政治而扭曲。尽管漳州后裔如今在台湾政坛“大放光彩”，他们同源同文同种，却因蓝绿追求不同而彼此相斗。他们正在书写各自的政治人生，留待历史的评点。

（编辑：王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