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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亚投行,美国因何而“失算”

2015-05-19 21:30 来源: 侨报网 作者: 萧 冬 编辑: 郭剑 字号:【

最近,美国遭遇了一个战后以来极其罕见的尴尬时刻。随着3月31日截止日期临近,各国争相申请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投行),其中甚至包括了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法国和德国,形成一大景观。战后,美国几乎所有的行动都“一呼百应”,至少有英法等盟友跟随。这一次,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只剩下日本这个“小兄弟”在与自己顾影自怜,实在有点尴尬。

亚投行事件中?美国犯了错吗?如果犯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谁的责任?对美国影响有多大?

一、遭遇“挫败”,美国人开始痛定思痛:

对此,美国的学界和政界精英纷纷展开了总结和反思。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将亚投行作为一个划分时代的事件,文章的标题就是“新经济时代来临,美国领导人该清醒了” (Time US leadership woke up to new economic era)。文章中指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月可能会作为一个历史性时刻载入史册,它标志着美国失去了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underwriter)的角色。诚然,美国以前经历过数段挫折期,很多时候它的行为也算不上多边主义,比如1971年结束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但除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以外,我想不到有任何事件可与以下两件事的结合相提并论:中国力求建立一个重要的新机构;而从英国开始,美国未能说服几十个传统盟友不要参与该机构。” 萨默斯是前哈佛校长,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奥巴马时期的白宫经济顾问,被称为抗击金融危机的剑客,他的话应该很有分量。 

3月31日,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也直言,美国没有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失算”行为,把事情“弄糟”了。

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辅佐过同为民主党人的克林顿。她以铁腕而著称,曾有一句名言:“你们总是要保持美国的超级军事能力,但如果不去运用这种能力,又有什么意义?” 如今,这位铁女人也生气了。

二、亚投行“低标准”?不成理由的理由:

对于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美国的有识之士都承认,一方面是亚洲国家有这样的需求;另一方面,亚投行也是美国逼出来的;用萨默斯的话说:“鉴于美国不能兑现承诺,而且美国支持的政策阻止其他国家通过现有机构提供或接受资助,中国建立亚投行的道路是畅通的。”

但为何美国不愿意加入?早前,美国表示了对亚投行的两个担忧:一是“边缘化”担忧:亚投行有很可能使得现有的金融机构边缘化,如亚洲开发银行,而这些机构是美国直接或间接主导的;二是“低标准”担忧:亚投行的业务标准可能不够高;如中国对项目贷款制定规定和标准,对于环境远没有那么重视。

3月20日,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拉特基(Jeff Rathke)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各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很大,但坚持“高标准”说。他说,国际社会已建立起这样的“高标准”,把世界银行、其它区域投资银行等纳入这个标准体系当中。他暗示亚洲投资银行也应纳入美国主导的标准体系。

但问题来了,你不参加亚投行,不参与规则制定,怎么知道标准偏低?又怎么能提高标准?

还是奥尔布赖特说得好,美国应当重拾“合作意识”,以某种方式加入亚投行的合作,那样才可以参与规则制定、增加亚投行的透明度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也说,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既应当欢迎中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应当参与到制定标准的事务中去。

三、进退失据,美国“失算”原因何在?

在亚投行问题,美国进退失据,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策略“失算”:缺乏一个全局策略:

亚投行的“失算”,奥巴马和白宫当然要负首要责任。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说,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应反映了公共外交和经济贸易事务处理等方面的“失误”;面对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美国本应在国内各方讨论出一个全局战略后,由联邦政府直接向中国提出相关问题,但美国却和中国在舆论、媒体方面你来我往地争论,这很不明智,美国应当与中国建立非正式的沟通渠道,讨论亚投行等问题。

也就是说,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更多是被动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除了奥巴马要承担领导责任外,克里主导的美国外交团队,没有了希拉里时期的大局观和大战略,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体系痼疾,府院对立的又一恶果:

奥巴马任上,美国的白宫和国会的对立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尤其在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占据参众两院多数,专门与奥巴马对着干,使得行政当局在重大事务上空转,如移民改革等。在亚投行问题上也是如此,《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27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剖析整个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失败》的文章,作者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W.Drezner)。文章提出,美国对亚投行的处理方式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政策溃败。

文章透露,大多数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早在6个月前就建议美国加入亚投行,理由是从内部施加影响要比其实际上奉行的行动路线明智得多。但国会破坏了奥巴马政府阻止亚投行建立的最佳武器,然后奥巴马政府错上加错,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式。

更远地说,美国政府在2009年开始,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治理改革,该改革方案的要点是以通过扩充IMF的资源,赋予中国和印度等国与其新的经济份量更加相称的投票权份额。但美国右翼加以阻挠,美国未能批准改革方案,令其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用IMF总裁拉加德的话说,“IMF全体成员已经同意,现在只能等待美国国会批准,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但我们没有放弃。”

痛定思痛,萨默斯指出,“美国的领导力必须在国内有两党的基础,摒弃严重虚伪,并收敛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只要我们的两个主要政党仍然一个基本上反对所有贸易协定,另一个不愿资助国际组织,美国就无法影响全球经济体系的格局。”

第三,时势变化,美国没有做好准备:

亚投行是一个“新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按照奥尔布赖特的说法,亚投行是一个“历史问题”。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机构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引起很多国家的不满。事实上,改革已经是各国的共识,唯独遭遇美国的阻扰。而美国阻扰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意拱手让出“布雷顿森林” 所赋予的特权。

“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一个在金融货币领域霸权易位的历史性会议。1944年7月,美国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各方签定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国挟战后胜利者的余威,以及占据世界7成的黄金储备和半壁江山的GDP的实力,以一纸合约终结英国对世界贸易和金融的控制权。“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与此同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恢复和持续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功不可没。但这一体系有着不可解决的内在缺陷。 1960年,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储备的供应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如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际储备资产就会不敷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反之亦然。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特里芬难题”。特里芬不幸言中,因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该体系中的黄金与美元挂钩的核心内容,于1973年宣告结束。但这一体系中的其他部分,特别是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元在其中的核心地位,还是延续至今。

如今,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不仅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手握世界最多的的外汇储备。不仅仅是美元,连带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机构,也将遇到新问题。显然,对于时势的变化,美国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者用萨默斯的话说,美国领导人还没有清醒过来。 

四、亚投行挑起货币战争?还是货币合作?

最初,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曾经发出警告,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因为亚投行建立而失去信任。后来,卢改口说,美国很愿意通过亚开行(ADB)和世界银行(WB)等现存机构,与亚投行开展合作。

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倒是胸怀更宽阔些。世界银行的官员早就表态说,亚投行将对世界性银行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有项目、融资进行有效的补充,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是有远见的行动。

4月7日,奥巴马任命的世界银行行长金镛指出,世界银行与中国一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在投资基础设施、与贫困斗争等方面是世界银行的新战友,期待中国和亚投行能起到更大的作用。金镛说,从中国计划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始,中国就与世界银行保持密切的交流,可以说一开始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就在寻找适合彼此的合作方式。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合作的态度,世界银行也愿意与中国、亚投行一起寻找建立联合项目的可能性,这方面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他还透露,世行已经在和亚投行就保证环境、劳工、规程方面的高标准进行讨论。

4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rde)也在华盛顿再次表态,称“愿意与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合作、协调,改善世界经济的增长状况。她认为,亚洲投资银行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并不冲突:在地缘方面,亚投行主要在亚洲地区发挥作用;在业务方面,亚投行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亚洲投资银行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有互补的一面,将有利于全球经济协作和高效发展。

但更重要的是,亚投行的成立,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凭空添加了改革的动力。拉加德说,IMF应当从3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加强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机构的合作;二是提升特别提款权(SDR)的角色,使它更大地发挥作为储备资产和促进新兴市场发展的作用,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三是加固IMF的资源,这与配额改革密不可分。 同时,她催促美国国会尽快批准IMF的份额改革,以利于全球经济体合作,规避长期低增长的风险。

因此,亚投行的成立,不一定是中美货币战争与金融战争的开始。相反,处理得好,还可能开启世界金融的新格局。 

五、 终极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还能打多久?

无可否认,在亚投行一役上,美国输掉了一局,但并未输掉战争。低估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是不对的,低估美国的外交能力和政治智慧也是不对的。历史证明,美国很善于修正自己。较远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打压了咄咄逼人的日本,最新的例子是,美国通过几轮量化宽松,成功地化解金融危机,顺带还挤兑了欧元。如今,环顾世界,还是美国的经济最为强劲,美元也是如此。而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痛苦。当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或将陷入金融危机以来的低谷,中国统计局4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季度GDP总值同比增长7%,这是中国自2009年一季度,也就是金融危机时代以来最低增速。

亚投行后,美国采用“围魏救赵”策略,通过加快制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贸易协议的谈判,来重新聚拢人气,并掌握亚太地区贸易与经济发展主导权。而TPP协议最初将不会把中国包括在内。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亚洲研究部主任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甚至表示,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关注过头了,作为亚洲正在形成的经济架构的组成部分,该行的重要性远远不如TPP贸易协定。

再有,亚投行不能说是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亚投行是中国首次牵头发起成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但中国今天的综合实力,远远比不上美国当年那样一骑绝尘,傲视群雄。因此,今天中国的出手,只是使得天平更为平衡了。这点,英国人看得很清楚,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亚投行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新方向,即欧洲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靠拢,使得全球金融政治的天平更加平衡。分析称,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力量更加平衡、必须更加注重互利的双赢。萨默斯也说,“重要的是,过去一个月的事件将被未来的史学家视为一记及时的警钟,而非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

(编辑: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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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侨报》执行总编辑,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主修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担任过大学教师,从事媒体工作十年,现为《侨报》主笔,撰写过大量的社论与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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