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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按下新一轮改革按钮?

2017-04-19 01:18 来源: 侨报网 作者:钟颖 字号:【

侨报记者钟颖北京报道】本月初,随着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一夜之间,地处北京、天津、河北保定腹地的三个县:雄县、容城县、安新县成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国家战略的大叙事背景下,民间梦呓式样的浅层意识不断叠出,成为一股隐藏的暗流,一时间“群雄”竞起,逐鹿雄安。雄安喧哗与躁动背后,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学者们提出的北京迁都之争。随着北京的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分解城市功能成了争议的题中之义,在强势行政力量和政府的推动下,白洋淀幸运地成了“被选之地”。

“雄安”一词瞬间把所有的概念给点燃了。有专家指出,除承载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作用,雄安新区还是新一轮中国改革发展的试验地。所以,官方叙事中的“千年大计”指向地雄安,面临着如何平衡“行政力量”和“市场经济”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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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初的炒楼热潮中,雄县县城是最炙手可热的目标,但该县住建局在4 月2 日就强制关闭或劝停了所有售楼处,并查封了10 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在雄县县城及周边,县委宣传部悬挂了大量禁售标语。侨报记者张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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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安新县大王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经营羽绒服加工生意,他们正在等待拆迁的消息,对于拆迁后生意是否还能持续有些担忧。问起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一位名叫张同庆的村民说,“希望拆迁的时候能多给点钱呗。” 侨报记者张涵摄

喧哗与躁动

雄安新区落地 民众奔走相告

“今夜都是雄安人。”4 月1 日, 在中国把河北雄县、容城、安新三地划为国家新区的消息传来,老家是容城县的中国某部委下设机构工作人员薛安(化名)告诉《侨报》记者,当地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高兴坏了。

薛安有几名同学是附近县城的主要官员,“从去年开始,他们开始加班加点地工作,至少一年半之前,容城的土地流转开始冻结,连拉建材、水泥的车都严格禁止出入”。由此,白洋淀地区可能要成为经济开发区的消息一直在民间流传。

今年2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白洋淀附近考察,薛安父亲是村里的老官员,他们还组织村民在高速路上帮助维护秩序。等京牌打头的黑色轿车飞驰而过,大家都隐隐约约感到,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了,但绝没有想到,白洋淀会成立雄安国家级新区——这个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全国性新区。

“新区成立的靴子最终落地后,好多人都请客喝酒,有一种燕赵悲歌的感觉。”薛安说,雄安在历史上曾是有名的雄州、灞州。宋朝的时候,是杨家将抗击北方金朝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五壮士”中有两位抗日英雄还来自容城县。

1949 年后,附近的地区为了支援首都北京建设也做出了极大贡献。薛安透露,他曾去考察过北京密云水库,密云水库是北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饮用水源供应地,为了保证北京水质,在水库上游河北某些农村地区,连种庄稼都不准施化肥。

在薛安和河北当地人看来,他们虽然为首都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是环首都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包括离北京仅仅100 多公里的容城,甚至不能享受跟北京人一样的医保待遇。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传来后,大家奔走相告,“好像天上砸下来馅饼。”

在国家战略的大叙事背景下, 民间梦呓式样的浅层意识不断叠出,这些理性和非理性话语,像一股不容忽视的隐藏暗流,搅动得雄安变得喧哗和躁动。

4 月初正逢中国清明节,也是法定假期。在媒体的报道中,清明期间最先“朝拜”雄安的是一波波前往炒房的人,地方政府不得不密集地出台措施与之博弈,买房的“淘金”路子被堵死后,各路资本又竞相涌向资本市场,A 股中的雄安概念股集体上演涨停潮。

雄安新区成立不到短短的半月时间内,在中国某部委工作的薛安,已经接到了几波老同学的电话,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总是向他询问, 是否有可靠内部消息,晋升新区的政府官员,行政级别和待遇会不会提高?

薛安的姐姐家开了一家毛绒玩具店,因为缺乏技术含量和品牌较差,店面倒闭了,家里经济压力一度很大,新区成立后,在民间,雄安地区的户口身价倍增,薛安姐姐家也算透了口气,因为“儿子娶媳妇的事儿不用太发愁了”。

薛安的外甥,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外甥起初打算把户口落在北京,但雄安新区宣布成立后,转入户口开始“一刀切”冻结,外甥的北京户口还没有落实下来,故乡雄安的户口却又被冻结。回不去的雄安,进不了的北京,成了外甥的心头病。

“我妈也有一点淡淡的哀愁。” 薛安说,家中常有亲戚从白洋淀捎来野生莲藕和野生鱼,新区成立后, 老太太担心原先乡土景色和乡村生态会遭到破坏,雄安来了,乡愁也来了。“修了高铁,修了房子,白洋淀的野味不知道要涨价几倍。” 老太太说。

迁都之争

479 名人大代表曾联名提议迁都

雄安新区成立的前奏,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以来的中国迁都之争。最早提出“迁都”的是学者汪平,他于1980 年初,上书建议将首都迁出北京,从此,热议北京迁都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

2007 年,以中国经济学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为主的学者再次指出,中国应当认真考虑迁都问题。“在北京这样一个缺水地区,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这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

回溯历史,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明朝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因此明成祖“天子守边”,选择了迁都北京。

明朝迁都后529 年, 中国在1949 年也选择了定都北京,当时固然有接近友好国家苏联之意,面对百万苏军虎视中国北疆,新中国也显示出了新生政权的英雄气概。

但时至今日,当初选择定都北京的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无需“天子守边” 来巩固边防;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内蒙古已经牢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苏联解体、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消除了来自北疆的军事威胁,首都从北京南迁已不具有类似南宋那样面对威胁投降逃跑的含义;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定都北京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暴露。过多的人口和产业正在急剧恶化这个城市民众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的机动车数量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等各种大城市病也随之而来。

2006 年,凶猛来袭的沙尘暴曾将“迁都”的提议推向高潮。当年3 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 名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

梅新育指出,“作为一个必须继续实施中央集权制传统的大国, 中国必须在首都集中相当的资源; 而只要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北京,全中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人们就会涌向北京寻求发展机会,但其结果客观上必将进一步加大北京的环境负担。”

彼时,梅新育等一批学者曾表示,如果迁都,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作为新都,这样一个新首都地理位置适中,环境容量大,市中心能够提供其它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土地,来容纳中央政府各个部委。

当时,迁都的提议遭到了许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官方学者的反对,他们称迁都之说纯属八卦。因为首都地位的形成,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迁都是一项繁琐的工作, 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绝不是简单说把行政机构搬离就算迁都了。一个国家的首都需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交通、科技的中心。因此,即便行政机构搬到新地点,也未必能发挥出首都所应起到的效应。

行政“紧箍咒”

雄安新区亦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

虽然北京迁都建议遭受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是批评,但这种喧哗和讨论客观上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 为纾解城市功能,北京就算不迁都,也要迁出很多东西。此次雄安新区的定位,也印证了梅新育等人当初的一些判断。雄安最重要的角色, 也是新华社通稿指出的,“要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纵观全球,探索解决“大城市病”问题,都是用跳出去的办法。在世界一些知名大城市,旁边也有“卫星城”。例如纽约之外有新泽西,旧金山附近有圣荷西等;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之外,有创新之城海法;东京50 公里之外,则有高新产业集聚地的科学城筑波等。

“某种程度上来说,雄安新区有部分‘副都’的功能,不仅要拯救陷入‘城市病’的北京城,更希望通过新区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指出,新建雄安“副都”,有助于政治与经济分开,铲除政经结盟、钱权结合的腐败现象。雄安新区本地人口不多,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地方势力,来绑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

这位曾多次参与雄安前期规划调研的官方经济学家强调,不要只注意到雄安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而忽视这里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雄安新区的设立,另一个重大意义是按下了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按钮。产业升级、调控地产、去产能等都可以在雄安新区先行试验。

不过,针对有学者日前提出的雄安要建成“中国硅谷”的主张, 该经济学家则略微保守。在他看来, 硅谷的形成是市场经济项选择。未来的雄安先是以非首都功能的主体迁入为主,强势的行政力量是新区前期秩序构建的基础,如果要以美国硅谷为模板,雄安后期就需要更多市场力量的介入和推动。

“行政力量像一个紧箍咒,戴上紧箍咒的孙悟空,可以镇压各路妖魔鬼怪,但紧箍咒本身也是一种诅咒和阻力,对雄安新区而言,该如何适时上紧箍咒,如何适时打破紧箍咒,这是一个战略艺术。”该经济学家称。

(编辑: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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