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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四十不惑” 教育改变命运

2017-06-09 00:43 来源: 侨报 字号:【

【侨报综合讯】1977年,锁闭10余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中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冲向考场,次年春季和秋季,先后两拨人终圆大学梦,开始了改变命运的角力,他们共同的标志是77级、78级。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有志青年也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时至今日,高考“四十不惑”,当年的“天之骄子”已是中国的中流砥柱。为官,他们或主政一方,或执掌部院,开始擘画国家的发展,引领民族的航向;从商,他们或投资设厂,或兴业兴产,推动着大中华的经济腾飞;为学,他们或著书立传,或开课授徒,传承千年文明,开创时代新学。

“庆幸赶上新时代”

通过广播听到高考恢复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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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北京大学南门与同学合影。北京“中青在线”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中国总理李克强、外交部长王毅等人成为首批幸运儿,如愿考取了梦寐以求的学府,为他们日后实现人生抱负奠定了基础。

综合新华社、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977年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持。

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下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

李克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1974年,李克强高中毕业,同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李克强离家到安徽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通过广播听到高考恢复消息后,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他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劳动之余,李克强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1949年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比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

据《深圳晚报》报道,在日后的《师风散记》中,李克强回忆,由于“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填志愿时,对北大“几不敢有奢望”。因此,“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安徽)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

不过,在第二志愿中填报了北大的李克强,还是因为北大的优先选择权而被录取,进入在当时还保密的“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25岁的“高龄考生”王毅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日语专业就读。在此之前,王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因为“高龄”,他差点与高考失之交臂。

按照1977年招生文件的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邓小平在当时科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时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所以,1977年的招生文件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毅与外交部结缘,进入亚洲司工作,此后所经历的每个职位几乎都创下了“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的纪录”。

现任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是1977年的考生。简历中,1978年3月入读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透露了这一点。

1974年,高中毕业后,18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插队,被分到阿日点力素大队,那一年四子王旗一中往该大队分了十几名知青,因为在学校期间表现好,郭树清一开始便被任命为组长,直到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

当时的阿日点力素大队书记杨登扎布记得,大队里很多知青都是调走回城的,郭树清则是直接考上大学走的,作为红格尔公社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郭树清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还“头头是道”地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名词。

“没高考,没现在”

在谈及高考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何种影响时,张艺谋说:“没高考,没现在。”

同李克强、王毅等人一样,中国知名导演张艺谋、知名作家刘震云等人也是通过高考,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

综合新华社、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978年,从部队复员仅仅两个月后,刘震云参加了高考,并以河南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

“如果没有1977年、1978年高考,那我可能会像我表哥一样,在建筑工地搬砖。”刘震云说。

在谈及高考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何种影响时,张艺谋说:“没高考,没现在。”他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下乡插队做了7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7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来了,我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我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其实,我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1982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同张艺谋一样,中国另一知名导演顾长卫也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他回忆高考说“那就像一道光。”

顾长卫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按常理应该到农村插队落户,但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被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能得到譬如进街道工厂当工人之类的机会。但“混”了两年后,这样的机会也没轮到他头上,最多就是打打临时工。1978年的高考,顾长卫运气很好。此前他并不知道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个大学,只是因为学过画画,而电影学院摄影系是要考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顾长卫曾在初三的时候和二十几个同学在当地的少年宫做义工,为他们画一些海报、宣传画之类,经常能得到免费的电影票,这段时间让他有机会看了许多电影。考虑到电影学院招生考影评的环节应该不是难事,所以他才打定主意报考电影学院碰碰运气。

顾长卫后来在说高考对自己的影响时曾说:“事实证明,我们比父辈们要幸运很多,社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1977年恢复高考时,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易中天正担任中学教师。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他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1981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大陆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

2007年,易中天以68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3位。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刚得到消息的时候也没怎么激动,当时我正准备成家呢,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顺便画一些连环画,在县城也小有名气。身边的小同学都去报名高考,一些画得差的干脆拿着我的画去报考。”现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罗中立回忆道:“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我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才来到县城,可白天报名已经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找到招生办的老师,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于是成为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罗中立喜欢用“阴差阳错”来感叹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如同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女朋友的劝说下,极不情愿地沿着河边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挤上了高考报名的最后一班车。30年后,他已是当初自己报考的这所西南重镇美术学院的院长。

事业有成者大都上过大学

在一份名为《独角兽另类榜单:高考胜利者更有可能成为人生赢家》的调查报告中,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总体117人中,有78人的学历可查,要想独角兽办得好,学历起码本科以上。

张艺谋、刘震云等人通过上大学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等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商海中打拼出了一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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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马化腾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北京《商业人物》杂志

综合新华社、北京《商业人物》杂志报道,“高考虽然表面上看仅仅是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指出,恢复高考前3年,有90多万人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为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30多年来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李东生1978年高考从惠州考到华南工学院(现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大学毕业后,李东生被分配到惠州科委当一名科级官员。但他却不满足,自己联系了一家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TCL集团前身)。凭着踏实、执著的工作态度,李东生28岁时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人生的飞跃。

中坤集团的董事长黄怒波在成为商人之前,先是在兰州因为出身不好饱受欺辱,后来到宁夏的农村插队。经历了苦难,他一直在寻找改变命运之路。

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与中国最好的精英学子同列,与中国最好的作家同班。他看到了全新的世界,感受到了未来无限的可能。

大学毕业之后,黄怒波成为一名官员,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俄国作家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让他备感震撼。他想再次改变自己的生命形态。他选择下海经商,组建中坤集团。黄怒波成为富豪后,给北京大学捐了十多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在2006年初,他给北京大学中文系新诗研究所捐了1000万元。

喜欢捐款的还有巨人集团的董事长史玉柱。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今年5月,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时,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了5000万元,“将用于支持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新大楼建设,对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数学学科做贡献”。

事实上不止俞敏洪、李东生、黄怒波他们那代人,即或今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也大都读过大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曾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曾就读于杭州师范学院……

在一份名为《独角兽另类榜单:高考胜利者更有可能成为人生赢家》的调查报告中,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总体117人中,有78人的学历可查,要想独角兽办得好,学历起码本科以上。

不可否认,高考不过是一次遴选而已,但被遴选出来了,就会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马化腾在上大学之前,沉迷天文学。2010年4月,马化腾在媒体采访时回忆道:“我原来是准备走天文方面的路。1986年的时候观测哈雷彗星回归,我用学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当时深圳中学第一个找到(哈雷彗星)的,还去写观测报告,得了一些奖,获得几十元钱的奖励。还得到了参加观测比赛的机会。后来因为当时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观测我没有去成。”

最后,他报考了深圳大学计算机系。如果他去了南京大学天文系读书,中国或将多出一名地理教师,但就少了一家市值逾2700亿美元的超级“巨无霸”。

(编辑: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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