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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标价”的待婚者

2017-07-21 20:13 来源: 侨报 作者: 陈穗桦 编辑: 孟音 字号:【

【侨报特约记者陈穗桦北京报道】“一桩爱情发生后,从世俗的观点看它常常是错误的,最典型的是社会阶层的错误——王子爱上灰姑娘,公主爱上穷小子,跨越阶层的爱情常常被世俗视为错误,因为通行的原则是门当户对,无视阶层的爱情遂被指为错误。依此类推,还有在世俗眼光中不符合婚配规范的年龄错误(杨振宁与翁帆,马克龙的婚姻,甚至谢霆锋与王菲),性别错误(金星的婚姻,张国荣、福柯的伴侣),身份错误(如种姓制度)等等……”李银河7月2日发了一条长微博,赞美爱情“超越世俗”的美妙,引来超11万次转发、超17万次点赞。

10天后,“世俗”就给李银河的追随者们展现了残酷的“生活真相”:爱情或许可以不考虑阶层、年龄甚至性别,但婚姻统统要考虑。“没有一桩爱情是错误的”,但在北京无房无户口还属羊的女博士,来北京中山公园相亲角,一定是错误的——香港《凤凰周刊》一篇《中国式相亲价目表》引爆微博和朋友圈。但这些“被标价”的年轻人、长辈眼里的“待婚者”表示不服:“那些在公园相亲的父母的标准,不是我父母的标准。而我父母的标准,也不是我的标准。”

差点相到马龙

今年30岁的陶然(化名)并不着急结婚,但家人着急,常住辽宁老家的陶妈妈为了女儿的婚事,特意趁着到北京看女儿的时候去中山公园“捡小纸团儿”。

“捡小纸团儿”是陶然的说法,事实上,在那个闻名京城的相亲角,并没有谁的简历被揉成一团,它们都整整齐齐地码在“摆地摊”的父母们脚边。

陶妈妈没有带女儿的简历,她在“地摊”前一张张地看,看到合适的便聊几句,最后聊到了一个满意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北京小伙。

陶妈妈拿了小伙的简历回家,让陶然联系对方,陶然一看照片就断然拒绝了,她抱怨妈妈相中的人太丑:“你找的这都什么啊!”

“我一看身高,必须大高个儿;二看脸。”陶然坦言自己是坚定的“外貌协会”,她很多朋友择偶的首要标准也是“看脸”,尤其是男性。“我老家有个女的,家里有钱,对外放话‘彩礼500万元(,人民币,下同)’。我一哥们家境不太好,家里觉得这姑娘不错,让他去相亲。到了约好的地方,他远远地看到那女的,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回来还跟我们说,拿了她家500万元,回头要花600万元治病。”

陶然觉得这个相亲故事有些荒诞,她既没有想到“被钱打动”这个开头,也没有猜到“被脸打败”这个结尾。

陶然的妈妈因为不常去北京,后来没有再去中山公园,但她加了一个QQ群,群里成员都是为儿女找对象的父母,俨然一个网络版中山公园相亲角。

网络虽然便捷,但效率不见得比熟人介绍高,陶妈妈一直没有在群里相到适合当女婿的小伙,倒是去年夏天,有熟人给她介绍一个老家的小伙,陶妈妈跟陶然提了一嘴,对体坛不感兴趣的陶然一听对方是乒乓球员就断然拒绝:“打球有什么前途?退役了靠什么挣钱啊?”

没多久,里约奥运会吸引全中国人民的目光,乒乓球队集体成了“网红”,陶然才知道,当初那个她听了名字也完全不认识的相亲对象,是乒乓球队的队长、世界冠军马龙。

不过陶然并不后悔,因为马龙很快就曝光了恋情。倒是陶然的同学愤愤不平:“你耽误了我和张继科的姻缘!”

抠门、急色皆“雷区”

“外貌协会”的陶然觉得自己“看脸”程度并不严重,因为她也试着交往过相貌平平者,只是最后又被其他细节打败了,比如抠门,或者不尊重女性。

陶然在荷兰读硕士的时候,和家里介绍的一个“优秀男生”相亲,男方在荷兰莱顿大学读博士,拿一个月3000多欧元的欧盟奖学金,“都赶上欧洲普通工薪族的收入了”。两人第一次约会,陶然去男方的学校玩,两人相谈甚欢,然后一起吃饭,“吃了几十欧(元),结账时他说没带钱包”。因为这个细节,陶然没有再和他约第二次。她认为小气是一大“雷区”,不会说话什么倒可以原谅,“之前我在他学校里自拍,他说我摆的姿势像AV女优我都没跟他计较”。

有第一次相亲就说荤段子的,也有第一次相亲就想直接做点“荤”事的。有朋友给陶然介绍了一个比她大11岁的“大叔”,清华毕业,央企高管,有房有车,年龄虽然大了些,但在“大叔控”陶然这里正好是加分项。

第一次见面,“大叔”约她去昌平,第二次约她去房山。“我就奇怪了,怎么都去这么远的地方?第二次我叫上朋友一起,结果他管接不管送,回程的时候跟我说不顺路。”陶然从此对“大叔”幻想破灭:“我以为成熟男人至少懂得起码的社交礼仪。”

懂社交礼仪的成熟男性也有,但他们可能有别的麻烦。有人给陶然介绍了一个在德国开公司的男人,身高外形都符合她的要求,离过婚——这没关系,但有个孩子,归前妻带——这就不行了。陶然自己的父母离异,父亲又找了一个,“但他们中间有一个我,不可能断了联系,而且最近几年我爸妈的关系又越来越好了”。

陶然不愿意牵扯进重组家庭,也有人对她父母辈的重组家庭望而却步。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个在北京上班的辽宁老乡,虽然长相、学历、收入都没有达到她的标准,但两人个性合拍,很有话聊。陶然感觉不错,但男方迟迟不确定关系,相处了三四个月之后才坦承,陶然不是他的理想伴侣,因为“不想找离异家庭的”。陶然有些懵:“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父母离异’也是一个相亲扣分项。”

低姿态更易遇Low人

陶然觉得自己的相亲标准在逐渐变化,因为现实经历告诉她,长辈说的也有道理。“我姥姥和姥爷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看重学历;我妈看收入,不是要多高,而是要稳定;我爸看出身,他觉得农村出来的孩子各种观念差别太大,比如花一两万买咖啡机或出国旅游,他觉得不值,这样的矛盾会很多;我看外表,但我也不想找个家里人看着不顺眼的。”

陶然找过一个自己满意、但家人不满意的男友,对方白天在一家小公司当行政,晚上在北京五道口的PPG酒吧打碟——他以前就是一个酒吧DJ,年纪大了才开始当上班族。男方完全不符合陶然任何一个长辈的要求,在全家人的一致反对下,这段恋情只维持了3个月就无疾而终。陶然反思自己:“其实我也接受了家里人的那一套标准,觉得他不行。”

陶然总结说,相亲几年下来,“自己的Range(范围)越来越窄,因为你知道这种的你不要,那种你也不要,都是很细节很具体的东西;但家长的Range越来越宽,他们觉得你年纪大了没优势了,什么好的坏的都搜罗来了”。

她虽然认同了家长的某些标准,但依然有自己的坚持:“你把你的标准降到多Low(低),就会遇到那个水平线的Low人。你觉得自己‘屈就’了,对方却不会领你的情,反而会站在他的洼地里给你挑出一堆毛病。”

“顶配”不苛刻

按照“相亲鄙视链”的标准,28岁的晏影(化名)是典型的上游人物——京籍京户,东城有房,本科女。但她的妈妈去玉渊潭公园相亲角时,找女婿的首要标准并非相对应的“顶配男”,而是“个子高”。晏影身高1.75米,虽然相亲市场推崇高挑的女孩,但超过1.7米和不足1.6米一样不吃香。

晏影早在念大学时就表现出对婚姻的渴望,妈妈也很支持。为此,晏妈妈每周末都去公园相亲角,双休日两天都不落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遇到了合适的,对方大高个儿,想找高个子女孩。

晏影至今记得妈妈把男方简历拿给自己那一刻“深藏功与名”的不形于色——晏妈妈把资料放在晏影桌上,食指轻扣两下A4纸,简洁地吩咐:“联系联系。”再无多话。

男方是北京人,条件不算“顶配”,但能满足晏影的要求——婚后让她做全职太太。两人都很内向,约会时总是相对无言,但这并不影响大局,晏影和对方交往3个月就“闪婚”了,刚毕业一年多的她毫不犹豫地辞了工作嫁人。

今年,晏影结婚已经3年多,孩子也1岁多了。这段在朋友眼里颇有些仓促的结合,婚姻质量其实不错:老公有些“宅”,爱打游戏,没有什么值得吐槽的地方;婆媳有小矛盾,但也无甚特别;孩子大部分时间由老一辈帮忙带;晏影虽然不工作也不打游戏,但生活并不无聊,她在微博上有3个账号,大号用来评论时事热点,两个小号一个用来追星,一个用来追动漫。

对于这次成功的相亲,晏影的经验是:“结婚意愿”一定要足够强大,意志力能扫清很多现实障碍。

不过意志力也有动摇时,晏影结婚前一晚做了个梦,梦到姜文带着她私奔了。

晏影的好友陈然(化名)也算“顶配”,唯一的“缺陷”是“海归硕士”这个学历。她的父母没有去过各大公园相亲角,不知道学历太高是障碍,而熟人介绍相亲时也并不在意这一点,介绍来的对象从博士到本科都有。陈然追星,她喜欢的日本偶像是东京名校高材生,但她认为自己择偶并不那么看重学历,硬性要求只有一条:高鼻梁。

陈然的同事美琪(化名)今年25岁,是“顶配中的顶配”——家里有好几套房。美琪的相亲次数比陈然和晏影加起来都多,因为父母替她“恨嫁”,从20岁开始就帮她安排相亲。“我爸妈认为你到了什么年纪就该干什么事,你现在该谈恋爱,占着也得占一个。”

像所有反抗“家长制”的年轻人一样,美琪对相亲充满反感,“自由恋爱的话,我什么标准都没有,自己喜欢就行。相亲的话,(户口、房子、学历)那些标准就都得有。”

美琪爸爸是牙医,不在乎女婿是不是京籍京户,也不在乎有没有房,但最好学历高一点,工作要稳定。美琪也不在意户口和房子,但“最好是北京的”,陈然也认同这一点。中山公园大爷大妈嫌弃“五环外”,考虑的是经济实力(远郊区县房子便宜)和面子,美琪和陈然这样的京籍年轻人看重的则是“文化认同感”,君住东城头,我住西城尾,“三观”可能都大不一样。

美琪最近遇到了不错的相亲对象,一个新加坡“海归”,外形、性格都不错,和美琪还是同一个高中的。但她迟迟无法进入状态,她把“不来电”的原因归结于“因为是相亲认识的”。下一次约会就在采访第二天,她明明有好感,却又莫名焦虑:“又要和他吃饭了!”

美琪觉得,这次就算错过了也不可惜,她不明白父母的焦灼,“我这么年轻,着什么急。就算我三四十岁没结婚,那又怎样呢?”

“低配”不烦恼

北京常住人口2172万,户籍人口1362万(均据《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如果从1949年的209万常住人口(据《北京50年》,北京统计局编)算起,大部分都是“新北京人”。老家河北、毕业后落户北京的刘君(化名)就是“新北京人”,1977年出生的刘君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硕士时相过几次亲,按“鄙视链”的标准,她当时属于“低配”。

对比《凤凰周刊》里呈现的“人口买卖”场景,她感慨“当年的人单纯多了”。“当年”是2003年,那时她和研究生同学各自去相亲,大家更在乎的是性格和谈吐,没有人会问“你有没有房子”,因为“所有人默认工作后迟早都能买房”。2003年冬天,房地产广告上写着,朝阳区远洋天地的房子均价每平米6300元。现在,那里的二手房多为每平米8万到9万元。

“当年”人们也不那么在意户口。那时北京户口值不了《凤凰周刊》里写的54万元,2007年从中传硕士毕业、现居香港的邹静记得,她毕业时有中介“卖户口”,一开始卖2万元,后来砍价砍到3万元打包两个,但她最后也没买,嫌贵。

刘君认为,那时的人不在意房子和户口,是因为这些东西确实不重要。房价的飙升超过了她的想象,但户口的重要性她认为“是被人为抬高了”。刘君在北京成家,多年生活下来感觉不到太多“有户口的好处”,除了孩子上学。为了女儿能上更好的小学,刘君刚刚换了学区房。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招生顺序是:(学区内)有户有房>有房无户>有户无房>无户无房。“总之,有钱就一切好办。”

35岁的罗克(化名)同意“有钱好办事”这一论调。不论在“鄙视链”还是在亲戚朋友眼里,罗克都属于链条最末的“不考虑”范畴,她自嘲去天坛公园只能“和北京大爷大妈的背包、水壶为伴,无人问津”(《凤凰周刊》报道语)。不过,罗克的年龄和1.78米的身高让不少热心介绍人望而却步,没有机会感受世态炎凉。她在湖南老家相过一次亲,对方属于当地“顶配男”,罗克在当地也算“高配”,但因为“不来电”,吃过两次饭后不了了之,后来男方很快就结婚了,但很快又离了。罗克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相亲——相亲看重的那些条件,并不是婚姻真正的根基。

(编辑: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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