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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北者的故事 :政治和分裂的牺牲品

2017-08-03 20:25 来源: 侨报网 作者: 钟颖 字号:【

【侨报记者钟颖北京报道】讲述过去,32岁的女性脱北者李树姬(化名)一直微笑,保有韩国女性一贯的那种优雅。她的眼神深邃,控制力极佳,回忆起往事,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冷静到好像所有过往——痛苦的、甜蜜的,都被藏在从容与时间背后。

来韩11年,李树姬最大的一个心愿是把自己跟韩国丈夫的两个孩子、父亲的2个外孙带给老人看看,但2年前,父亲突然失去了音讯。

回忆起父亲,李树姬最怀念小时候,当医生的父亲带她一同出诊,父亲跨着药箱,自己蹦蹦跳跳跟在身后,一边走路,一边唱着歌......

李树姬说,跟父亲共同度过的时光,会一次次她的从脑海中冒出来,脱北11年,已经成了两个孩子母亲的她说:爸爸,我还是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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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当时只有2岁的金韩美的家人突然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寻求庇护,警察拦住金韩美家人往外拽,只有2岁的金韩美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恐惧地望着这一幕。(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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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北成功,长大后的金韩美。(网络图片)

外公被枪决

李树姬永远记得外公的那次公开的行刑仪式,那是朝鲜极为常见的一次公开枪决。为了以示惩戒和杀鸡儆猴,李树姬和妈妈等人被迫到了现场看枪决仪式。等行刑子弹声响起,看到外公倒了下去,李树姬被吓得大哭,母亲一把捂住她的嘴。

被母亲捂住嘴的李树姬憋得满脸通红,想在密密麻麻围观的人群中寻找父亲的影子,她害怕的直想叫父亲,可她这时才记起,母亲为了保住父亲的工作,用假离婚的方式跟父亲划清了界线,在外公被抓后,她的家早就分崩离析了。

“外公被枪决场景,现在还出现在的梦中。”李树姬说,“那是我一生都不能摆脱的噩梦”。

李树姬的外公和外婆其实是中国延边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逃到了朝鲜长白山附近生活,外公信奉基督教,是一位牧师,因为基督教在朝鲜不合法,在当地秘密传教,最后被朝鲜政府带走并判刑。

自此,外公的变故让李树姬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朝鲜,外公有罪,会影响三代人,三代之内的亲属不能就业,一家人变成了政治犯,只能做农活,李树姬再也不能去上大学。

而外公被枪决之后,原本是医生的母亲也失去工作,跟父亲离婚后,母亲独自带着哥哥、弟弟和李树姬去乡下生活。在乡下,李树姬一家人顶着叛徒的罪名,邻居他们常常白眼相向。

李树姬说,在外公不是政治犯之前,父母都是当地的医生,家境还算是中上等。但从1996年开始,朝鲜遇上了饥荒,“生活的全部基本上就是为了吃饱,每天放学把书包放在家里就出去玩,只要吃饱就开心”。

“生活真是太困难了。”尤其是1998年左右,金正日治下的朝鲜,还在实施改革,所有的财富要平均分配,加上粮食歉收遇上了饥荒,普通朝鲜人的食物多是树皮、树根,没有大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左右,李树姬亲眼见过一个小伙伴饿到奄奄一息,最后虚弱的死去。

1997年,大量朝鲜人开始逃离国家。在朝鲜经历了种种不堪,母亲决定要带领一家人要逃离朝鲜,“要正直的生活下去,过清清白白的生活。”母亲说,只有离开了朝鲜,才能摆脱罪人的身份重新开始新生活。

从鸭绿江偷渡

为了逃离朝鲜,母亲从5年前就开始计划,一家人拼命的努力,去山上采摘草药,去山里打猎物,等夜晚来临,再把这些东西悄地卖给中国人,囤积逃跑的费用。

因为朝鲜对男性的监控比较严厉,女性相对自由,母亲就打算先带着李树姬先逃到中国。离家的前一天,母亲和24岁的哥哥打招呼,说母女俩去中国挣钱,挣到钱然后再回来。当时,李树姬的弟弟才8岁,年纪太小了,没有告诉他母亲和姐姐将要离开的消息。

2004年,李树姬母女赌上性命离开朝鲜的那一天到了。她和母亲从鸭绿江偷渡,把这些年的积蓄给了边境上的军人,军人悄悄地放人离开。那一次,大家跟一位向导离开了朝鲜,脱逃的一行人共15人,大家胆战心惊地翻越一座大山,整整花了12个小时。

快要离开鸭绿江的时候,看着波涛滚滚的鸭绿江,李树姬想自己可能一生都没法再回去了,看着茫茫的远方,想到不知道明天的未来,李树姬嚎啕大哭,一边抹眼泪,还得一边躲藏赶路,因为随时可能有中国和朝鲜的军警来追剿他们。

离开朝鲜,整整两天后,到了中国境内的市区,李树姬和母亲打了出租车去了长春。因为爷爷奶奶本是中国人,奶奶的弟弟还在长春,比起很多的脱北者,他们有更多的庇护。 不用像一些脱北者,他们不得不挨家挨户的敲门,恳求当地人收留,最后在当地找黑工赚钱。很多脱北的女性最后在中国都从事了色情行业。

事实上,相比男子,越境过来的朝鲜妇女要受欢迎得多。很多女性脱北者,还通过嫁给中国的朝鲜族男子,过上不再挨饿的日子,另外,通过结识中国人,以此为跳板,最终抵达理想的生活地——韩国。

中国东北的人,大多知道脱北者的情况,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地基督教牧师也帮助李树姬一家,李树姬在餐厅打工为生,一开始月薪500元人民币,后来涨到了1000元人民币。

“在中国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挣钱。”李树姬说,每次赚了钱,他都通过中国的中介带钱回家,但是她们不能给家人写信,因为一旦被抓住,父亲、哥哥、弟弟可能都会被惩处。

李树姬说她想待在中国,“中国的食物很好吃,很多,有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她是非法滞留者,没有身份证。母亲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也不能出去工作。在中国,李树姬仍然过着半藏匿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中国的车真多,马路真宽!”这是李树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在中国的两年中,外出工作的李树姬一次也没有坐过公交车,因为不认识中文,看不懂站牌,害怕迷路。而且在公共场合,一旦被查起身份,脱北者很容易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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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有3万多名脱北者,他们大多都是隐姓埋名的生活。图为韩国街景。(侨报记者钟颖韩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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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韩国人认为脱北者是社会弱势群体,称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图为韩国光华门前的市民和警察。(侨报记者钟颖韩国摄影)

请不要告密

人性总是复杂多变的,李树姬说,脱北者常常在中国打黑工,他们会碰上中国老板克扣他们的工钱,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因为老板常常会威胁他们,一旦不工作,就去警察局告发他们。李树姬看到过脱北者被中国遣返回国,据说这些被遣送回去的人,会被关在朝鲜监狱中,有些人会消失,有些人会被家人用钱财赎出去,赎出去的这些人,还可能会再次逃离朝鲜。

2002年5月,作为“脱北者”,当时只有2岁的金韩美由母亲背着突然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寻求庇护,闯馆现场被外国记者拍下,警察拦住金韩美的亲人往外拽,只有2岁的金韩美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恐惧地望着这一幕,这张照片迅速在世界传播,成为当时最轰动的国际新闻之一。

在中国,脱北者曾经是一个尴尬的话题,中国未将脱北者视为难民,而是称其为“非法经济移民”。中国最初对脱北者的处理方式是直接遣送回国,但是近年来,对脱北者的处理逐渐网开一面。比如今年,从云南偷渡出境到东南亚的一些脱北者,被抓到后,有些人誓死不回朝鲜,中国政府最终也把他们遣送到了韩国。

“大多数脱北者最害怕中国人去告密。”李树姬说“你们可以去采访下在中国的脱北者,请你们告诉中国人,叫他们不要去告密好吗?一旦被遣送回朝鲜,逃脱者的惩罚会很凄惨。”

对中国来说,如何处理脱北者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韩国《中央日报》统一文化研究所所长、原《中央日报》记者李英宗告诉《侨报》,2000年左右,在中国延边龙井,一个脱北者逃到中国后,犯下了三桩血案。他被中国警察抓住,本来想把他遣返回朝鲜,但是朝鲜拒绝承认这样的败类是自己的公民。

于是,中国被迫对这个犯罪的脱北者判处了枪决。李英宗说,自己通过一定的关系,去了现场观看死刑枪决。行刑那天,他坐在车上,隔着玻璃窗望去,被枪决的脱北者一直大喊大叫,行刑者一共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有打死脱北者,他一直哀嚎,行刑者又开了第二枪,哀嚎的声音才断下去。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进入“苦难行军”时代,经济低迷、粮食短缺,大量“脱北者”进入中国或经由中国投奔韩国。在所有牵涉国家中,朝鲜官方认为脱北者是“叛国者”;而韩国官方则认为脱北者属于难民,并要求相关国家必须予以救援。

研究脱北者的专家李英宗表示,中朝关系一直比较微妙,这也直接影响到边防军警人员对跨境朝鲜人的“执法力度”,关系好,松一点,关系紧张了,就零容忍,抓住就遣返。

事实上,相当数量的韩国脱北者都是从中国辗转而来。辽宁大学的副教授李家成则表示,对于脱北者,中国执法部门其实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当地的一些公安干警告诉他,每次出去抓人,他们也会有意无意地走漏些风声。甚至有一次,一个脱北者未能提前藏匿好,被抓之后,几个干警中途借机抽烟,下车后还故意没把车门锁上,让脱北者再次逃离。

另外,韩国方面的数据也表明,在中国境内大概有20万左右的脱北者,显然,20万脱北者能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执法部门实际上都有“放水”。

辗转东南亚

在中国的两年,李树姬母女俩过得战战兢兢。两年后,存够了费用,母女俩才决定去韩国,他们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了火车票到昆明,再从昆明到达边境,因为要避人耳目,李树姬母女离开中国,花了整整2周时间。然后辗转泰国、越南、老挝,最后到了韩国。

事实上,中国的朝鲜脱北者,如果要去韩国,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经由内蒙古,穿过沙漠,然后到达蒙古,会被带到蒙古的韩国大使馆,然后在大使馆帮助下去韩国,因为韩蒙两国关系很好。第二条路就是在中国走陆路或者水路,去往东南亚的泰国,再借泰国的韩国大使馆帮助前往韩国。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功到达韩国。走蒙古国这条路,需要身体好,才能坚持到目的地。身体不好的,可还没穿过沙漠就不行了,被电网电到的人也不少。假如在脱北过程中不幸被抓到,就会被遣送回朝鲜。走东南亚这条路的,在港口被查到了,可能会被抓个现行,这些人也会被遣送回朝鲜。

李树姬到达泰国后,呆在曼谷的韩国领事馆提供的类似收容所的地方,这个收容所可容纳200-300人,收容所很小,还经常满员,大多数时候几乎没地方可睡觉,李树姬母女在泰国期间共待了3个月,才有机会辗转去韩国。

“从泰国到韩国,100个人中有40个人可能会死,被抓走,”回忆起到达韩国的惊心动魄,李树姬说,来到韩国的脱北者九死一生,活下来就是幸运。问李树姬,为什么你是成功来到韩国的那个幸运者?她想了想,回答说这可能是命运,因为她和妈妈一直都在一起。

更幸运的是,李树姬的哥哥和弟弟也从鸭绿江偷渡到中国,最后辗转东南亚来到了韩国。不过,哥哥和弟弟来韩国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因为朝鲜近几年加强了对边境的控制,脱北越来越危险,成本也越来越高。据称,李树姬的弟弟一个人花了300多万韩币,哥哥一家人四口,花了超1000万韩币才来到韩国。

“我的的一生中,有3个不能忘记的日子,一个是离开朝鲜那天,一个是我来到韩国那天,还有一个是我跟哥哥弟弟,在首尔第一次见面。”李树姬几乎不假思索的报出那天,2010年3月15号,除了父亲之外,李树姬一家人终于在首尔团聚了。

首尔匿名生活

2006年7月16日,李树姬母女两人终于到了韩国,尽管花了近3年时间才到达韩国,但幸福自由的新生活并不会立即开始。李树姬先被送到了韩国京畿道的“脱北者安置中心”,在这里他们要接受审查、甄别和培训,会一起生活3个月到半年——这是每个到达韩国的脱北者都必须经历的。

直到语言差别和韩国一些社会形态的常识培训完成后,这些从北方过来的脱北者,朝鲜所谓的叛徒,才能融入她们梦寐以求的韩国去,政府才会给脱北者发放跟韩国公民一样的身份证明。

韩国的大学免除脱北者的学费,还提供一定的奖学金。来到韩国后,李树姬上了大学,读的是社会福利方面的专业,不过虽然能够上大学,但李树姬说,刚开始的两年自己都在努力适应生活。

“因为口音,大学同学会有疏远。”李树姬说,除了口音之外,给脱北者压力的,还有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因为周围的人总是会在明里暗里对脱北群体指指点点——这些都逼迫李树姬有意识地改掉朝鲜口音,不停地洗掉身上的脱北者烙印。

为了不受到歧视,十多年来,李树姬一直注意自己的口音,现在跟朋友出去,也尽量不暴露脱北者的身份。据说,一些脱北者为了掩饰身份,情愿说自己是来自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也不会说是脱北者。

不过,在大部分韩国人看来,脱北者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有一个插曲是,采访李树姬之前,曾是记者的脱北者研究专家李英宗明确提醒,最好付给脱北者部分费用。记者起初难以理解这种文化的差异,后来,翻译才解释称,这是包含在韩国独特的送礼文化中的社会规则,他们认为这笔钱可以帮助弱者,也算是脱北者冒着生命危险接受采访的答谢礼。

采访李树姬后,因为记者和同事不熟悉首尔,就把采访的背包和李树姬等留在采访地,记者和同事去了一趟银行,去了一家花店,买一束鲜花送给李树姬的母亲作为答谢,因为不熟悉环境,在附近绕来绕去,大概花了40多分钟时间。

等我们回来时,李树姬站在刚才接受采访的桌子的周围,来回的不安地踱步,她不停地看手机,表情特别的焦虑——这种焦急超过了平常人对等待的容忍限度。那一刹那,结合那个场景,她身上骤然爆发的不安,以及背后复杂含义,几乎是不言而喻。也许对李树姬来说,艰难的脱北历程,造就了她冷静淡然的个性,但在一些时刻,那些藏不住的过往痕迹总会露出蛛丝马迹。

比起大多数人,李树姬都显得冷静,但浓厚不安感一直在她身上从未离去。采访结束,问李树姬是否愿意拍摄一张背影照,话音还未落,淡定的李树姬突然睁大了眼睛,饱含惊慌,接连摇头和摆手拒绝,“我一直在匿名生活,父亲可能还在朝鲜,不能公开任何信息,包括细节。”

如今,李树姬在韩国统一部下面的机构工作,是一名老师,她说自己每天都关注朝鲜的新闻,因为要给脱北者做一些励志演讲。李树姬说,她首先告诉每一个新来的朝鲜人的是:一定要忘记过去,只有忘记过去,才能重新开始!

有脱北者“韩国梦”碎

忘记过去才能重新开始,可原生态的国家人格伴随脱北者一生,脱北者在韩国仍然带了朝鲜政权的烙印。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等生存有了保障,生活另一面的真相才慢慢袭来。

石晓峰是韩国某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他曾经在一个收留脱北者的教会学校里做志愿者,他负责教脱北者学习汉语长达一年,在他看来,脱北者普遍敏感谨慎。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脱北者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痕迹。““脱北者跨过国界线后,真正的生活其实才开始。””

比如,他们吃方便面的时候,“喜欢把开水倒进泡面的塑料袋中泡面,而一般的韩国人都不会这样做”。脱北群体中的儿童还算天真,成年的脱北者,往往多是沉默谨慎,他们最忌谈论政治,说话也会先思考,再慢慢查看旁人的脸色,看到陌生人,眼神也是闪躲和警惕。

并且,因为韩国政府对政脱北者的优待,也引发了韩国部分市民的不满,在石晓峰所在的教会学校曾经发生了一起斗殴的官司,几个韩国人醉酒后咒骂脱北者,说他们花了纳税人的钱,指责他们懒惰,指责脱北者把政府分配的房屋,拿来出租赚钱。几位脱北少年难以忍受侮辱,双方开始斗殴,结果,石晓峰还不得不去法院做了人证,证明脱北者的无辜。

目前,在韩国3万多的脱北者中,他们大多匿名生活,部分甚至整容以求改头换面。李树姬自己也承认,随着脱北人数越来越多,脱北者内部也在分化。来到韩国的脱北者,有像她这样生活比较稳定,也有比她生活的更好的,也有无法适应这边生活的人。

对于脱北者来说,韩国跟朝鲜最大的不同是社会制度,在朝鲜干多干少钱都差不多,哪怕有人偷懒,也会有钱,但在韩国干多少得多少,不干活就没有收入。“有的70%的脱北者觉得多劳多得这样是好的,有30%的人觉得不好,怀念朝鲜的平均主义,不干活也有收入。”李树姬说,三成左右的脱北者在韩国难以适应,有部分人对现在生活不满。

研究脱北者的专家李英宗说,韩国的大多数“脱北者”认为,“除了干下等工作以外没有更多的机会”,超过7成“脱北者”描述自己生活在下层。研究报告表明,70%的脱北者是女性,他们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脱北者平均的每周的工作时间比普通韩国人少很多。

最近,一名弃朝投韩的脱北女明星林智贤重返朝鲜的事件震惊了韩国,政府的脱北者管理政策因此备受批评。曾上过不少韩国综艺节目的24岁的林智贤,7月16日竟然出现在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旗下网站“我们民族之间”的视频中,控诉在韩生活“被金钱左右”,如同活在地狱,所以自己志愿回到朝鲜。

据韩国统一部统计,至今年6月为止,韩国共有30805名脱北者,其中有25人重返朝鲜,900人的实际住所不明。逃离一个国度,又逃离一个国度,这些夹杂在朝鲜和韩国的脱北人士,成了政治和分裂的牺牲品。

“有些脱北者的韩国梦是破碎的。”李英宗说,早期的脱北者,基本是朝鲜的政治犯,他们具有较强的文化教育素养,韩国政府对携带朝鲜政府机密的脱北者发放奖金,有高级背景的脱北者成了“香饽饽”。而普通的脱北者,仍然面对生活的普遍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今年5月,韩国统一部下属南北HANA财团对“脱北者”的一项调查显示,“脱北者”们对韩国生活感到不满意的理由,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58.0%),其次是受到歧视(31.7%)、现实能力与梦想追求工作反差较大(25.3%)、很难适应韩国社会和文化(24.0%)等。

甚至,在李英宗的表述里,韩国脱北者的群体构成了类似一个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结构上层的脱北者,韩国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梦想地,在拥有财富和资源后,他们更希望移民到英国、德国等欧美国家,这些国家给脱北者——来自神秘朝鲜的人资助更多,脱北者的生活往往也更好。

但是,韩国绝大多数脱北者,就像李树姬提到的那样,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比朝鲜更好的生活,“我觉得韩国这样更好,付出了才有收入,努力劳动就会生活更好。”不自觉的,李树姬共重复说了两次,“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很满足,真的!”

爸爸,我还是想你

李树姬在韩国上完大学后,经别人介绍认识现在丈夫,毕业后就结了婚。2008年生了第一个孩子,2012年生第二个小孩,李树姬住在江南区附近,生活平淡而幸福。

采访的时候,首尔正下着大雨,李树姬的丈夫还给她送雨伞。那是一个有些略微中年发福但面目清俊的男人,跟漂亮的李树姬很是相配。男人的脸上有一些嗔怪的不快,大概是李树姬出来了没有带伞。李树姬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接过伞,跟丈夫寒暄几句,丈夫很快就离开,并不打扰她接受采访。

不过,李树姬的婚姻虽然幸福,但父母的婚姻却是悲剧。李树姬说,母女两人逃离朝鲜之前,没敢告诉父亲,母亲逃亡后,父亲再婚。“妈妈和爸爸之前是被迫离婚,本身有感情,但是父亲作为男人,还是会觉得孤单,想找一个伴。”李树姬父亲再婚的女人也有孩子,是之前大家都认识的一个阿姨。

李树姬母亲的身体孱弱多病,虽然在首尔开始了新生活,但跟父亲那段悲剧性的婚姻成了她的心病,母亲半生几乎都在悔恨,“不该离婚”成了李树姬母亲的口头禅。逃到了韩国后,母亲也没选择再婚。到现在,母亲还忌讳悲苦的命运再次发生,她一次次的告诫女儿,“女人啊,千万不能离婚!”

李树姬母女自从逃离朝鲜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这些年来,通过到朝鲜旅游的中国人,她跟父亲通过几次电话,也给父亲捎去一些钱。但2年前,跟父亲的联系突然中断了,他猜测父亲可能去世了,也有可能是送钱的时候被发现,父亲被处决了。

关于朝鲜,李树姬最怀念小时候,当医生的父亲,带她一同出诊,父亲挎着药箱,蹦蹦跳跳的自己跟在身后,一边走路,一边唱着歌......她希望韩国可以统一朝鲜,她最大的一个心愿,是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父亲的2个外孙带给老人家看一看。

李树姬说,跟父亲共同度过的时光,经常会从脑海中冒出,脱北11年,已经32岁,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说:爸爸,我还是想你。

(编辑: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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